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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岁的老板娘莫云

发布时间:2019-10-07 09:30编辑:永利博浏览(200)

    A股上市公司、中国种业50强的大北农集团,正卷入一场“跨国窃种”的风波——风波的主角,是大北农董事长邵根伙的妻子,41岁的老板娘莫云。

    2014年7月2日,这位身家接近百亿的老板娘刚刚跨入美国国境,当天就在美国洛杉矶遭到拘捕,第二天旋遭起诉。她涉嫌的罪名,是“阴谋盗窃商业秘密罪”。

    虽然5天之后大北农即发布公告澄清,莫云已于6年前离职。但在她被起诉当天,老板娘的敏感身份,依然让大北农的股价跌了3.44%。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显示,莫云涉案和她的哥哥莫海龙有关。2013年底,大北农国际业务主管莫海龙,就已因涉嫌“窃种”被美方拘押。

    虽然大北农几次澄清,但美方指控显示,涉案公司正是大北农旗下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除了莫云、莫海龙,美方的法律文件还显示,大北农副总裁、金色农华董事长李绍明和三名金色农华雇员亦因涉案遭到起诉。

    不过,大北农没有再度回应这一事实。7月14日,当南方周末记者联系该公司时,得到的回答是,“一切以公告为准”。

    虽然莫海龙等人均拒绝认罪,案件也还在审理中,但此时,业内早已是哀声一片。“它暴露的是中国种业多年的危机和问题。”有评论称。

    FBI特工、在车上安装GPS跟踪装置、电话窃听……美方起诉书描述的状况,几乎具备了一部好莱坞大片应有的全部元素。而它们针对的,正是疑似来自大北农的盗种“间谍”。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了美方的法律文书。根据爱荷华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的起诉书指控,莫云参与了一项“历时五年”的阴谋,挖取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旗下先锋种业以及LG Seeds等公司开发的玉米种子,窃取玉米穗,并将其运回北京的金色农华。

    7月2日递交的起诉书写道,莫云涉嫌与其他被告讨论了收集哪些种子、可能购买农田,以及是否需要在美国有更多人帮助收集种子等事宜。

    起诉书指控称,莫海龙及其他涉嫌的同谋,2012年曾试图把大约113公斤玉米种子,通过联邦快递发送到香港。偷来的玉米种子被藏在微波炉爆米花包装盒和赛百味餐厅的餐巾纸里,然后打包,通过航班托运寄往北京。

    这些种子可能涉及自交系种子。起诉书描述的细节称,2011年9月6日,在爱荷华州波尔克县,一片距离州际公里有几英里远的农田里,调查人员发现了莫海龙和同事李绍明等人的身影。他们几乎是穿越了整个中西部来到此地。

    这迅速引起了怀疑。一名FBI特工询问了农田主人和种子的来源孟山都公司,孟山都公司的人向FBI指认,田里种的是孟山都公司的自交系种子试验品。

    经法院批准,FBI对莫海龙等人展开了一年左右时间的监控。FBI特工使用的手段,包括安装GPS跟踪装置和音频监听设备。

    监控的结果是,莫海龙于2013年12月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中被捕,而包括李绍明在内的另5人,则遭到起诉。此前美国检方称,他们仍在寻找这5人的下落。

    所谓自交系种子,是玉米植株的自授粉产物。企业或个人移栽偷来的自交系种子,并且最终利用新种子来与另一种自交系杂交,以培育出杂交品种。

    美国联邦检察部门称,一种自交系种子培育需要耗费五到八年的科研时间,成本可达3000万到4000万美元。

    “在大北农玉米种子研发始终没有进展的情况下,这难免让人产生联想。”熟悉大北农董事长邵根伙的一位匿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北农此前一直曾雄心勃勃进军中国种业,但近几年正遭遇研发常见的瓶颈。

    为了在玉米育种方面有所作为,此前邵根伙曾挖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绍明,负责旗下承担种子研发任务的金色农华。

    金色农华一度有过辉煌,公司自身研发的新品种农华101,具有增产高、综合抗性好等优点。大北农2010年年报显示,当年其玉米种业毛利率的提高,正是得益于该品种的推出。

    但近年来,虽然研发费用连年增加,大北农却再无新玉米品种。相反,由于受市场上种子供求失衡等影响,大北农的种子业务,在2013年却出现了较大的下滑。财报显示,这一年种子业务销售额为4.4亿元,比前一年下降了1/4,其中,此次风波涉及的玉米种子,下滑幅度更大:销售收入1.38亿元,比上年下降近半。

    不过,对于窃种风波,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并不表示惊讶,“种质资源间的商业间谍行为其实十分普遍。美国人也在盗我们的种子。”

    “他们技术水平更高,偷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李国祥说,“毕竟种业本来就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

    在国内外种业界,窃种并非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其实早就有,只不过没有被公开报道。”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分析师马文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国也有被窃种的案件。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水稻首席育种家邓启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的水稻技术是国际领先的,所以针对水稻方面的偷窃,就是外国人偷中国人的。”以前就有国外的学员,趁参加国际培训班之机,曾到中国田间偷过材料,被安全部门查获。

    “我们国内种业公司,相互之间的偷窃行为也非常普遍。”邓启云担忧地说,“甚至个别农业行业有权威的人,都开玩笑,不把‘盗窃’两个字当成耻辱。”

    亲身遭受过窃种之害的邓启云对此感触颇深,“往往你搞出一个很有创新的东西,要是在国外的话,你这个优势可以保持5年、10年甚至15年,在国内,一旦出来,第二年就被别人盗窃了。”

    对此,他哭笑不得:“中国如果不赶快制止这种盗窃之风,那会非常严厉地打击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套牌”是种业研发人员指控最多的盗窃。2010年农业部一项调查显示,“现有种子企业30%存有无证经营或套牌种子的侵权违法行为”。

    所谓套牌品种,是针对刚刚通过审定的品种或市场热销品种,采取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的办法,仿冒种子推入市场。套牌种子成本低、盈利高,直接威胁着研发生产机构的生存。

    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每年可能推出的种子新品种不下千种。“每个省审定的少则十几个,多则三四十个。名字都变了,可是到地里一比,经常不超过两个品种。”

    每一年,中国都有新的申报杂交玉米品种,但真正具有创新成分的寥寥无几。“自2001年以来,中国没有研发出任何重要的杂交玉米种子。”《纽约时报》报道称。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看来,这正是一种虚假繁荣。“套牌正是中国种业脆弱机体上的毒瘤,是种业发展面临的一场生死劫难。”

    农业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国内企业合法生产经营玉米种子“郑单958”的只有5家,不合法的却多达四十余家。市场销售的玉米种子“先玉335”超过一半是仿冒,仿冒种子的生产、加工、包装到销售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以热销的“郑单958”为例,一家拥有“郑单958”产权的企业在某地区随机采购54袋类958,竟然发现其中42袋为“套牌”。

    又如新品种“吉祥1号”,2011年,它在西北地区的制种产量可以播种三四千万亩,但这个品种却只在河南、甘肃两省通过审定。

    全国着名玉米育种专家、甘肃省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万廷文,正是玉米品种“吉祥1号”的主持研发者,他曾发现有62家种子公司对其套牌。

    “我伤感透了,再不想说。”万廷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听到被套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些人不讲良心,为了利益,脸都不要了。”

    “业内有句话,扎扎实实做研发,种子收割不回来。”要求匿名的一位种业证券市场研究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看来,这正是中国现行“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的恶果,“应该彻底否定审定制度”。

    佟屏亚对此有同样的看法。在他看来,审定品种数量过多过滥,早就将“品种审定”异化为权力的腐败。现行机制下,“审定”早已异化为收费,检测名存实亡。

    品种区试和审定链条上的潜规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育种材料靠“拿”,品种区试靠“跑”,审定品种靠“送”,经销种子靠“套”。佟屏亚说,有关部门曾对玉米市场暗访购样,700个品种中有400多个品种疑似被套牌,占比例高达58%。

    “中国的品种审定制度是压抑创新,谁创新谁死亡,我们有这个创新悖论。谁创新谁死路一条,不创新也死路一条。”张世煌感慨说。

    不同在于,“创新是死在我们的管理体制,不创新是死在跨国公司的屠刀下。”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种业早被视为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但现在,中国种业正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种业市场规模已突破750亿元。国内主要的种业上市公司有敦煌种业、登海种业、丰乐种业、隆平高科等。但在国内种业市场中,本土企业市场份额仅占20%左右,其余80%的市场份额正被外资企业瓜分。

    “国内无寡头,国外有强手”。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执行副所长阙紫康曾对中国种业现状进行过研究。在2009年的研究中,他如此总结:“中国排名前10位的种子企业市场占有率合计不到15%,最大种子企业的种子销售收入占总体市场的比例不到3%。”

    以种子销售收入为例,报告对中国业已上市的7家种业公司与孟山都进行了对比。7家公司2010年合计44.57亿元人民币,孟山都为76.11亿美元,7家公司加起来不到孟山都一家的十分之一。

    更糟糕的是,由于育种理论和技术创新薄弱,种质资源创新不足。中国拥有的有效品种权只有美国的5.3%,日本的13.4%。

    “创新取决于三件事,良好的愿望,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充足的经费。”一位要求匿名的证券研究人员说。

    现实很不乐观。“我们资源相当的分散。”张世煌说,“跨国公司在国内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员工,包括育种者、中高层管理者。中国最优秀的育种者和管理者都不在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也不在大学,而是在跨国公司。中国的企业根本没实力去挖。”

    这取决于经费问题。要求匿名的证券研究学者称,在国外,大的跨国公司研发费用动辄以10亿美元计,而中国最大的一家现在不到一亿元人民币。“前些年的数据还是六千万。”

    虽然从数字上看,2009年,我国有种子企业8700家左右——“8000条舢板绑在一起也不会成为航空母舰”。2010年农业部一项调查,“全国种子企业超过九成不具备科研能力。真正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不足百家。”

    “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大多数种子企业没有研发人员,品种研发在我国90%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国外70%来自企业。”阙紫康的报告说。

    中国的种业到底有多落后,从技术可见一斑。上述证券研究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育种机构大多采用传统常规育种技术,研发体系长期处于“小而散,各立山头,单兵作战”状态。

    与国外种业发达国家集约度高的研发体系相比,我们还几乎停留在手工作业的传统常规育种手段,“一个人在‘种海’里一粒一粒地翻检观察选择,从资源搜集到选系、配组合,育种者都是从头干到尾”。

    “一个是在沙里淘金,另一个则是在金矿里淘金。”阙紫康的报告称。研发效率的差距下,结局已经注定,“国外种子公司一年推出几十个新品,国内公司几年才出一个。”

    这正是中国一直想改变但是没能改变的困境。李国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国外成熟的公司实行的都是“育繁推一体化”,但在中国,科研集中在科研单位和院所,种子发育集中在种子公司,而推广又主要在政府各级推广中心。

    “中国的育种的主体和模式有很大的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陈龙江说。他近年关注研究中国种业对外开放问题。

    陈龙江说,美国、法国等种业强国,育种主要以种子企业为主体,而我国长期以来以科研院所作为育种的主体,种子企业育种能力薄弱。而科研院所多以科研项目形式开展育种,由于较少引入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参与,科研人员对于种子市场的情况不够了解,造成了育种研究与市场脱节的现象,一些研发的新品种难以进行市场推广。

    而没有能力做育种研究的种子公司,则直接对科研单位育出来的品种进行套牌,“要么偷,要么模仿”。以此前业绩下降的大北农为例,它公告称,业绩下滑亦跟遭到套牌有关。

    这形成了恶性循环。“不少种子企业注重眼前利益,不想踏踏实实干。”陈龙江发现,不少种子新品种,只是简单地做一些小改变。原创性的、具有突破性的新品种相对较少,依据现有品种修饰改良的品种较多。“不是原始的创新,就没有核心的专利。”

    中国政府对此亦心急如焚。此前,中央曾连续出台多项文件,鼓励种业企业间的兼并,也对科研机制进行了调整。

    “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201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曾如此强调种业的重要性。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亲自出席会议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更如此描述种业的重要性。

    看起来,兼并已初见成效。2014年5月,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经过兼并重组,中国种子企业总量由3年前的8700多家减少到目前的5200多家;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企业106家,增幅近2倍;销售额过亿元企业119家,增幅30%;前50强种子企业销售额已占全国30%以上。

    也有人对此表示出不同的意见。“现在许多地方的兼并,并非市场的选择,更多是行政的‘拉郎配’,它并不能造就一个航母级的企业。”一位研究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国种子协会蔬菜种子分会会长、寿光南澳绿亨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铁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企业要兼并重组、做大做强,要生产科研一体化,要给大企业减税免税。这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新的不公平。”

    “审定绿色通道”同样被视为不公平的产物。“这是干扰市场竞争。”刘铁斌说,既然放开市场,就应该让市场公平竞争,平等对待。

    不过,重要的是,“不能再上下蒙蔽、互相欺骗了。”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说,在他看来,莫云的悲剧,同样是蒙蔽的结果:之前邵根伙的大舅子莫海龙已经被抓,“如果董事长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应该绝不会让他老婆踏上美国的土地。”这名匿名人士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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